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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万神殿，这玩意可不是普通的组织，在宇宙中也是相当有实力，甚至于还吸收了不少其他文明的神灵加入其中！但主体还是地球出去的老乡团做主，甚至于是地球老乡团吸收外地神族，加强自己。
这造成了万神殿非常的强势。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文明只要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对神灵没那么敬畏了……就好像地球，以前对神灵很敬畏，到了现代，严格来说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对于神灵的敬畏程度就直线下降！
当然，信仰是信仰，敬畏是敬畏，这不能混为一谈。
科学与迷信相对立，但与信仰不对立，信仰不是迷信，科学与信仰是互补的。科学依赖于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强大法宝，但理性之外还有博大的领域——非理性的人性，善恶一体的、不可知的人性，那里如同茫茫的黑暗宇宙，理性毫无施展余地，科学点亮了一盏明灯，但可能永远无法照亮那个深邃的人性的黑暗宇宙。认识到这一层不容易，历史上多少先贤都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康德的客观道德引出了尼采的超人论，尼采的超人论使得“全知、全能”的两个形而上的理论特征世俗化，“全知全能的上帝”步入了人间，然后就变成了纳粹思想的根基……而同时期的自然经验主义巅峰休谟和受其影响诞生的新古典和新自由主义则成为了极权的最大敌人。回到现实，大部分国人总是误解信仰为迷信，国人也长期以来没有真正的信仰，只能依附强权，导致千年以来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盛行，与此直接相关。天朝有很多拜佛烧香的人，其中真的信仰者寥寥无几，很多迷信者其实只是把“佛”或“上帝”当作现实中的强权来拜，希望得到回报。
这是对信仰的亵渎。
信仰是对人性之不可知以及人类渺小的深刻认知，也是一种解脱之道。信仰是非理性的，他“非理性地”为人性中“善”的部分构建了虚幻的屏障，然后“非理性”地令这个屏障在信众心中坚不可摧，就如同在人性的黑暗宇宙尽头点亮了另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这盏灯与科学的灯一起点亮，为人类的小船护航。人性的“恶”也经常跳出来要熄灭这盏灯，但总是失败，就如同愚昧也经常试图熄灭科学的灯，也总是失败。人类如果仅仅以科学思维思考以上问题，只有自杀一条路，因为信仰赋予人生以意义，而没有了信仰，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徒劳。
当然，科技必然也会虚弱信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帝创造人类。
这是所有熟悉圣经故事都知道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上帝，任何神灵信仰的最初问题，都会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到底是怎么来的！
人们敬畏造世主，并认为，人类的由神灵而来。
这基本上是神话故事的开篇。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说法基本都被推翻了。因为人类并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这必然会造成信仰和科学的冲突。
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刚一问世，就立刻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信仰了上千年的创世观遭到了颠覆性的冲击。保守的学界和宗教人士对达尔文的“异端邪说”大肆挞伐，却无法阻止这场革命的蔓延。当风暴终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登陆后，它改变的不仅是美国的学术进程，也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当进化论抵达美国后，科学界和宗教界立刻对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科学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尽管当时的学术权威路易斯·阿加西拒绝接受进化论，认为其缺少根据，但这不能阻止他的同事和学生热情洋溢地支持达尔文的思想。早在1869年，美国哲学协会就授予了达尔文荣誉会员，相当于是“官方认可”了，这比欧洲学术机构对达尔文的正式认可早了很多年。虽然科学界对达尔文的支持越加普遍，但宗教界的反对之声却在不断高涨。
一些批评达尔文的人缩短了人类进化的过程，将人的进化说成是从“从各种可爱的胡萝卜变异”而来的；另有一些人认为，达尔文提出人类祖先是类人猿，而不是上帝，这是对人类莫大的侮辱。尽管这些评论看起来荒诞可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出于无知。实际上，宗教势力不余遗力地攻击进化论，与其说是因为无知，更多是因为恐惧。
那么宗教人士害怕的是什么呢？
总的说来，他们害怕的有两点：信仰的丧失以及道德约束力的摧毁。由于进化论涉及到了整个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演变，神圣和理想的目标似乎一下子被逐出了人们生活的舞台。达尔文主义彻底否定了上帝造万物的预定论，因而一切以其为基础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会随之土崩瓦解。所以，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宗教势力竭尽全力地试图扼杀在美国高校中蔓延的进化论，必要时甚至采用威胁和攻击的手段。宗教会议警告大学董事会，董事会要求校长拒绝聘请认同进化论的教师。他们以布道坛和宗教刊物作为阵地，迫使学院和教师遵守规定，改正错误。一场新旧思想的交锋势必将成为捍卫学院的斗争。
然而，这种交锋并没有变成一场正面对决。教会对学院的强大影响力，的确给学院造成了不少困难，但宗教势力反对进化论的态度其实并非始终如一，在正统与异端之间有着很大一片模糊地带。教会态度的模糊是很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美国原本就没有统一的基督教会，各派别对进化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不同学院和教会的紧密程度也不一样；此外，教会的态度也取决于学者或校长捍卫学术声誉的决心和能力。在这种捉摸不定的环境下，学者们往往搞不清学术的安全界限和正统观念的范围在哪儿，总是“不小心”就越过了界限，结果是许多温和的进化论者反而率先沦为牺牲者。我们先来看看最保守的神学院中的情况。185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长老会神学院聘用了保守的詹姆斯·伍德罗，出任自然科学教授一职。
这位伍德罗教授始终致力于调和科学与神学之间的矛盾，但进化论的出现却使他的工作陷入困境。董事会开始怀疑伍德罗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于是要求其公开阐述立场。尽管伍德罗巧妙地使用《圣经》打消了董事会的疑虑，但教会还是抓住了他论述上的一个微小“漏洞”，并迫使董事会将其辞退。教会给出的解释是伍德罗的解释虽然不违背《圣经》，但与长老会的解释相抵触。当然，伍德罗的事件仅表明了，当时最保守的神学院对新思想的恐惧。相比之下，在更开明的东部学院里，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则要和谐很多，进化论的思想也更容易被学院接受。在1880年的耶鲁大学教师名单中，就有好几位是进化论者；而同时期的哈佛大学，在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带领下，正在成为进化论的大本营。
但实际上，即使是在这些学校中也存在一个思想冲突的领域。尽管这个领域也同样模糊，但学院的牧师院长们却一直在努力维持着这之间的界限。一旦冲突发生，他们就宣布：“进化论到此为止。”
可人为的控制并不奏效，一旦允许进化论进入大学，此后就很难对其进行封锁和禁止。19世纪末发生在耶鲁大学的波特—萨姆纳事件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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