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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北方小村的天色还是一片混沌的铅灰。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光秃秃的田埂，卷起地上的浮土。张家沟村西头那栋略显破旧的平房里，张建国已经窸窸窣窣地起床了。他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尽管隔壁房间王桂花沉重的鼾声依旧规律地响着。
他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袖口已经磨出毛边的蓝色工装，冰凉的布料贴在皮肤上，让他打了个寒颤。厨房的灯泡瓦数很低，昏黄的光线下，他佝偻着背，用冷水胡乱抹了把脸，刺骨的寒意让他混沌的大脑清醒了几分。灶膛里的火生了起来，映着他刻满风霜、黝黑而布满皱纹的脸。他默默地热上昨晚的剩粥，又从咸菜缸里捞出一小疙瘩咸菜，细细地切了。这就是他一天的开始，几十年如一日。
老方伪装成的农产品采购员，在清晨的薄雾中，远远地观察着这座院子。他看到张建国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旧自行车出来，车把上挂着一个褪了色的布包，里面应该装着午饭——通常就是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张建国跨上车，瘦削的身影在坑洼不平的村路上颠簸着，很快消失在通往县城的晨雾里。他的背影，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沉重和无力感，仿佛生活的重担已经将他的脊梁压得再也直不起来。
“张建国，县陶瓷厂的工人，干了快三十年了。”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在熟络之后，这样对老方描述，“那可是个老实人，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厂子效益不行，工资老是拖着，也没见他闹过。就知道埋头干活，回家也是闷葫芦一个。”
老方通过“社科调研”的身份，接触了陶瓷厂一位即将退休的老门卫。老师傅在厂区门口晒着太阳，话匣子打开了：“建国啊？那可是厂里有名的老黄牛。技术其实不差，就是太面了，啥亏都吃。以前厂里分房，名额硬是让人给顶了，他屁都没放一个。现在厂子半死不活，年轻人有点门路的都走了，就他还守着，说走了也不知道能干啥。唉，就是太窝囊了，被他家里那个婆娘拿捏得死死的。”
窝囊，老实，闷葫芦，老黄牛——这些词汇从不同人口中说出，共同勾勒出张建国在外部世界的形象。而在家庭内部，老方通过几天缜密的观察和旁敲侧击的打听，拼凑出的画面则更为具体和令人窒息。
“当不了家”的男人
在张家，大小事务的决策权，显而易见地掌握在王桂花手里。从每天买什么菜、开销几何，到儿子张耀祖的工作、婚事，再到女儿张艳红外出打工能寄回多少钱，都是王桂花说了算。张建国在这个家里，更像一个沉默的影子，一个经济来源（尽管不稳定）的提供者，一个执行指令的工具。
老方曾“偶然”在张建国下班回村的路上与他“巧遇”，递上一支烟，闲聊起来。提到家里孩子，张建国眼神闪烁，只是含糊地说：“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路。”而当老方假装无意间提起“听说你家闺女去南方大城市了，有出息啊”，张建国的脸上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表情，有细微的欣慰，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愧疚。他猛地吸了口烟，被呛得咳嗽起来，摆摆手，声音低沉：“有啥出息……出去受苦呗。”便不再多言，推着车匆匆走了。那背影，写满了无法保护子女、甚至可能参与了某种“合谋”的无力感。
一位与张家相邻而居多年的老妇人，在院子里晒玉米时，对前来“了解农村养老问题”的老方叹了口气：“建国这人，心不坏，就是太软了，立不起来。当年桂花要把小闺女（指韩丽梅）送人，他蹲在门口抽了一宿的烟，也没敢说个不字。后来对艳红这丫头，他心里觉得亏欠，可桂花偏心儿子，压着闺女，他……他也不敢吭声。有时候桂花骂艳红骂得狠了，他最多就是躲出去，或者闷头喝酒。”
第14章：父亲张建国的老实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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